何进和袁世凯一样，虽然身历过太多的风波，但他们的阅读和书本知识却相对匮乏。
书本知识的匮乏并不意味着智慧的缺乏，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个人的格局和视野。
在一盘棋局面前，如何下棋固然重要，但最关键的其实是如何观察和分析这盘棋。
棋盘上的较量是智力的比拼，然而理解棋局的全局才是能够决胜的关键。
一位棋手能否在起始阶段布局得当、在中盘时果断落子，这些都决定了胜负。而何进做到了能够同时获得宦官集团与士族集团的支持，这是他独特的战略布局；但董卓却完全做不到这一点。
其中确实有许多偶然的因素，但何进能够善于应对和调动各方势力的能力同样至关重要。
为何他能够如此出手，又为何如此布局？这其实需要对局势的格局进行透彻的理解。然而，这正是何进无法做到的地方，甚至他在这方面的表现远不如董卓。
展开剩余81%对于一群手无兵权、背景薄弱的宦官来说，居然敢在宫廷之中一手操控，动手置除当朝的大将军，这一幕无疑是宦官集团急于自保的非传统举措。
这是一个谁也未曾预料到的结果。因此，对于何进的失败，我们无法过分苛求他。除了那一场失误的“送命”事件，何进实际上在大多数决策上都是做对了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他在局面已经完全无法掌控的情况下依旧得以生还并取得一些成功？这背后，答案显然和袁绍息息相关。
灵帝去世后，正是袁绍鼓动何进与宦官集团决裂，推动了何进对宦官展开清洗行动。可以说，袁绍的智慧和计谋，是何进一系列行动的幕后推手。
然而，袁绍与何进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
何进的目标是稳固自身权力，操控两个主要集团——宦官与士族的力量，借此在两者之间维持自身的权势。对他而言，最理想的情况是利用这两股势力彼此牵制，互为棋子，使之为己所用。
而袁绍的目标则显然不同。他的算盘是要剿除宦官，让士族集团重新主宰东汉政坛。虽然表面上，袁绍也强调忠诚于皇帝和外戚，但实际上，皇帝和外戚不过是士族利益的工具罢了。
在这场博弈中，何进是棋盘上的主角，而袁绍则是其背后的策士。问题在于，袁绍并非完全站在何进的立场上，而是将何进当作自己的工具，推动自己的政治议程。
在政治布局和战略思维的较量中，袁绍无疑远胜何进，展现出远超何进的格局意识。
灵帝去世后的政治风云，实际上与桓帝去世后的局面如出一辙。因此，庞大的变局在所难免。自从党锢之祸以来，士族集团就始终被宦官集团压制，士族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每一次党锢之祸，都是士族的生死之战。
士族和外戚的联手，要借助灵帝去世后的局势改变现有的格局，这种反击的机会，是任何一位精明的政治人物都不可能错过的。
而何进的判断力显然无法达到这个层次，恰恰是袁绍在这一点上做到了全盘掌控。
袁绍的计划是要重演公元168年陈蕃、窦武的宦官清除行动。士族集团与外戚联合，清除宦官，曾经差一点成功。历史的记忆促使士族集团再次吸取经验教训，毫不犹豫地准备发动政变。
而这种谋略，正是需要深刻理解政治格局、善于布局的能力。何进的博弈技巧远远不及袁绍，而袁绍则早已开始筹划。
因此，何进的一系列政治举措，虽然最终是走向了正确的方向，但这并非他的个人能力，而是袁绍的高超政治眼光和战略格局。
袁绍的宦官清除计划确实成功了，然而，他在这其中犯下的一个致命错误，就是将董卓拉入了这场政治游戏。
如果不将董卓引入，士族集团即便没有何进，也能够顺利清除宦官，掌握朝政。而且，如果没有何进这个外戚的掣肘，士族集团最终能够收获的政治果实更为干净、丰厚。
然而，历史的记忆深深影响了这一切。
公元168年，士族集团与外戚联合，试图清除宦官。陈蕃和窦武一度做出大胆的举动，但最终由于太后、军队等多方面因素的牵制，政变彻底失败。
这一次，情况似乎有很多相似之处：两次政变，都是皇帝去世，新的皇帝年幼，外戚掌权，士族联合外戚，意图清除宦官。然而，这一次，袁绍的行动显然更加得心应手。
然而，最后的不同之处在于，武将的参与。上次，军队站在宦官一方，士族无力应对。此次，袁绍早早就开始调动边地武将，并且使这些武将明确表态支持外戚、反对宦官。这一策略改变了局势的走向。
而董卓的加入，便是这个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变量。
回顾两次政变，最大的区别在于谁掌握了尚书台的权力。
陈蕃虽然明智，但他未能控制尚书台，导致政变失败。
然而，袁绍掌控了朝政的关键，能够发布诏书，直接指挥朝中局势，使得宦官再难插手。
尽管如此，袁绍仍然未能完全预料到局势的变数。他用一招“标准操作”，成功清除了宦官，但却因此把董卓推上了前台，最终导致他失去了应得的政治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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